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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方人物周刊专访彭林教授(全文转载)

发布时间:2016-05-17


彭林 说礼是尽匹夫之责


       最近几年,他不惮重复,频繁在各种平台讲传统礼仪,希望通过讲授传统的礼仪以推扬儒学,他解释这些礼仪背后的精神:自谦以敬人。


     《南方人物周刊》记者  邹金灿  实习记者  高伊琛  发自广州 / 编辑 郑廷鑫  rwzkwenhua@163.com



      “您穿西装吗?”我问清华大学彭林教授。

      彭林说:“我以前穿,现在不穿了。我到了纽约,到联合国总部那个中文组讲课,我还去了哈佛、牛津,这几年我也到日本香港台湾,都不穿西服,我都是那一身唐装,不唱‘洋装虽然穿在身,我心依然是中国心’。”

       我与彭林第一次见面,他也是穿着一身唐装。那是2015年末,他应邀在广州开讲传统的礼仪文明,一个能容纳五六百人的礼堂,座无虚席。讲座中,彭林问听众,“在座的男同志,你们如果与妻子外出,碰见了朋友,应该怎样向朋友介绍自己的妻子?”

       一时众口异辞,彭林于是请人来回答。有人说“爱人”,有人说“老婆”,也有人说“夫人”。

       彭林说,“‘爱人’是西方传来的词,英文是lover,是情人的意思。说‘老婆’就太俗啦。说‘夫人’就闹笑话了,在古代,天子的配偶叫‘后’,诸侯的配偶叫‘夫人’,这是一个尊称,应该由别人这样称呼你的妻子,自己是不能用的。我们对别人称呼自己的妻子,应该说‘内子’、‘内人’。”

       他话锋一转,“那么如果女同志和丈夫外出,又应该如何对别人称呼自己的丈夫呢?”

       有人马上说:“外人!”

        彭林笑了,“这两个字,你说其他人可以,就是不能说自己丈夫!其他人是外人,但这个可不是你的外人啊!应该叫‘外子’。”语毕,众人大笑。

      末了,彭林解释自己为何要传讲这些传统的礼仪,只是为了天下兴亡,“尽一个匹夫的责任。”

      这句话出自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:“有亡国,有亡天下,亡国与亡天下奚辨?曰:易姓改号谓之亡国。仁义充塞,而至于率兽食人,人将相食,谓之亡天下。保国者,其君其臣,肉食者谋之;保天下者,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。”后来被梁启超提炼为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浸润着历代儒者。

      彭林以儒者自任,他希望通过讲授传统的礼仪以推扬儒学。最近几年,他不惮重复,频繁在各种平台讲传统礼仪。他躬行着自己的所讲,在各类讲座中,往往一上来就先向听众鞠躬。在他的讲授中,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礼学文本,变成一个个人们熟悉的场景或动作,譬如:在饭桌上向年长者敬酒,不能隔着桌子进行,要走到对方身边敬酒并说祝词;写信给长辈,封面不能写敬启,要写赐启或俯启,等等。

      他解释这些礼仪背后的精神:自谦以敬人。广州讲座的次日,我来到他下榻的酒店对他进行专访。结束之后,他与我握手致谢,一步步送我到房外。我走到楼道拐角时,向他挥手告别并请他回到房内。他微笑,朝我作了一个鞠躬。我也报以一个鞠躬,然后搭乘电梯离开。



儒者

      在学术上,彭林专力于“三礼”(《仪礼》《周礼》《礼记》)的研究,礼学是儒学中非常专门的学问,历代学者更是围绕《周礼》聚讼不休,彭林的博士论文就是《〈周礼〉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》。刚开始时,他跟大多数同行一样,埋头书斋做研究,不涉足窗外之事,与当下学术机制里的大部分学者没有多少不同。后来,他在做学术研究之余,还奔走九州传讲礼学。这一个变化,与他的乡先贤钱穆有关。

      1949年,彭林出生于江苏无锡。也在这一年,钱穆离开了无锡的江南大学,前往香港生活并在台湾终老。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限制,尽管彭林少年时期就喜欢读文史类书籍,但对钱穆这位乡先贤了解不多。

      1984年,彭林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,师从赵光贤教授,成为先秦史专业的硕士生,“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是自学,学古文字、甲骨文、金文之类的,那个时候特别想做一个考据学家,觉得那是真学问。后来考上北师大。我导师曾被打成‘右派’,可以说一生不得志,最后一批才平反。平反以后,他一方面废寝忘食地做研究,另一方面非常关注社会。他有一本在报纸上发表的集子,叫《孔学新论》。我当时觉得很奇怪,那些关我们什么事?但他会关注现在社会怎么样,关注儒学在今天还能不能用,批评社会的拜金主义。”

      对于导师的这些行为,彭林那时一度觉得多余,认为学者管不了那么多,而时间宝贵,应该把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。尽管如此,他还是认真读了导师的那些文章,“就是他怎么看待儒学、认为现在社会的问题在哪里、他认为应该怎么去解决,这些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但是当时自己一心向往的还是多读书,做一个像乾嘉学派那样的考据学者。”

      博士毕业后,彭林留任北师大。变化发生在1999年调任清华大学之后。那时彭林觉得,自己想要在清华做得好,必须对这所学校有更多的了解,于是找了许多谈清华人文精神的书来看,里面就涉及到了梁启超、陈寅恪等人。他一读就觉得,“哎呦,很吸引人!”包括知道了梁启超上课时会在学生中间走来走去,讲“公无渡河,公竟渡河。渡河而死,将奈公何”时,每句腔调都不同,非常具有感染力,这些细节直至今日都为他所记取。而在文化立场方面,梁启超、陈寅恪都是坚守文化本位的学者,这无形中也影响了他的思想。

        在学术研究方面,彭林刚开始时注重先秦,因为那是中国文化的源头,其次是清代,“很多老先生都教导我们,清是最高峰。”然而对中间段的宋明理学则没有那么重视,“甚至不喜欢,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,认为宋明理学空疏、亡国,甚至认为它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。后来我到韩国去。韩国的儒学实际上就是宋明理学,他们对孔子、对清学不怎么研究的,所以他们老问我宋明理学。我就很惭愧,怎么人家问你中国的东西,你都不知道?所以回来读这个东西,读完以后才知道,这个宋明理学了不得,那为什么钱穆先生那么崇拜朱子?后来就读钱先生的东西。”

       这一读,用彭林的话来说,是“不得了”,“钱先生的书,我有一本买一本。一方面,他是我的乡先贤;另一方面我也认为,朱熹之后,并世先生一人而已。你读他的书可以知道,他读书之多,学术界无人能望其项背。梁启超先生有一本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,钱先生不满意,也写了一本。梁先生这个书,在学术界被摆得很高。以前我读书的时候,只知道有梁先生的这本,根本不知道还有钱先生的。后来读了之后,哎呦,两本书水平不在一个级别上。梁先生除了写诗还是个政治家,太忙,所以他说读王夫之:哎呀,他书太多了,我读不完(按:梁启超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第七章:欲知船山哲学的全系统,非把他的著作全部仔细绎后,不能见出。可惜,我未曾用这种苦功。而且这部小讲义中也难多讲)。但钱先生把它全读完了。”

       钱穆给彭林留下的最深的印象,就是有担当,“读书是为个人的功名利禄还是为了民族?钱先生读梁启超先生的文章,17岁就为国家的命运担忧(按:据考证,钱穆所读的梁启超文章系《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》,其时为1910年,读后深为梁氏的‘中国不亡论’所感染)。我就觉得,他这个学术是有高度有境界的,跟那种狗苟蝇营,在角落里面找个东西——无补于世,人家都不屑于做的——觉得填补了空白,是不一样的。你做学问,你有境界没有?钱先生是真正有的,我是很受这些人的感召。我们实际上能有多大能耐呢,我们超越不了孔子,超越不了朱子,也超越不了钱先生。钱先生的事业还没有完,我是接踵钱先生的事业在继续走。”

       在前贤的感召下,彭林逐步走上阐扬儒学之路。有一次,一个干部学校请他去讲课,当时的风气还普遍认为儒学是“封建糟粕”。为保险起见,彭林决定讲礼,“我给自己定位是个战士。我当时都做好心理准备,如果有人拍桌子站起来说‘你胡说,你给我滚’,万一这样怎么办?那我就跟他们辩论!”令他意外的是,那次讲座非但没有出现预想的情形,更是受到了听众的欢迎。风气在悄然改变。



学礼是为了成为君子

       在清华大学,彭林常年开设“中国古代礼仪文明”一课,告诉学生为何今日还要学传统礼仪,“就是让你有个人样。”这一门课获得过“国家级精品课程”。

       谈起时人失礼的情形,彭林感到痛心,“你问他贵姓,他说:我贵姓王啊。这是很笑话的。学生给老师的信,信封写‘敬启’,很多教授遇到,并不认为这是不敬。我在学校上课,收集了好几个‘彭教授敬启’——让你恭恭敬敬地打开。他认为是对我尊重,实际上就是弄了一个笑话。现在这个笑话已经弄到香港去了,内地很多学生去香港,把作业放在信封里,封面上就写着‘某某教授敬启’。这个表达完全是错的。”

       2011年,彭林在百家讲坛说礼,内容包含了打招呼、衣着、书信、座次等各种生活细节。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在大众媒体上亮相。“日本、韩国高度现代化,他们的传统礼仪仍然保留得很好。我们近代以来,不是全盘西化就是全盘苏化。那么好了,自己的文化要不要?”北京申奥成功后,彭林有感于西方礼仪在中国的盛行,就陆续在媒体上发表文章,呼吁官方在奥运这个盛典中展现中国的传统礼仪。

       建议没有被采纳。彭林觉得遗憾,认为中国错过了一个移风易俗的极佳机会。不过,这并不影响他继续推扬礼学的心意,“钱穆先生晚年时,眼睛看不见了,他跟学生说,我们为什么读书,读书是为了做人,为了做少数人。这话你乍一听觉得很奇怪,仔细一想,觉得说得太深刻了!一是做人,不要做畜生。另外,流俗就是随大流,少数人是清醒的,你举国风靡,他不为所动。以前有做官潮,像我们这样有个博士学位,如果一心要做官,说老实话,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但我知道我要什么,所以我必须不要什么。一定要守得住。”

       他认为,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,“中国文化是道德文化。武王克商以后,大家就感到,这个社会要没有道德就完蛋。所以在《尚书》里面,周公反反复复地讲要明德,就是昌明执政者的德行。这在历史上是了不得的一个东西啊:民为邦本。那么人怎样成为一个德性高尚的人,就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。在中国人看来,社会发展的一个终极目标,是人人成为君子,是人自制力的发展,甚至成为圣贤——我们现在不讲这个,现在的人觉得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,就是幸福。”

       说到这里,彭林笑了,“人怎样成为大写的人,这是中国文化的课题,这课题超越时空。人不像个人,这个社会不可能行的。那人怎样才能内外兼修?在外就是礼,就是一种行为的规范,然后是交际的方式等等。在中国的文化里面,没有东西不是礼的。人跟天怎么相处,跟自然怎么相处,在中国文化里那就是礼啊。《礼记》有一篇叫《月令》,就讲春天不能砍树,不能掏鸟窝,不能捕捉怀孕的兽。国家制度、教育,儒家所有的理念,都要通过礼落实到人的身体,才能在社会变成现实。所以钱穆先生说,中国(文化)的核心思想就是礼,这个东西弄不清,你对中国文化就弄不清。在讲儒家的人里面,像梁启超、钱穆这样把握到这个真谛的,实际上是寥若晨星。”

       谈到如今一些人对礼学的认知,彭林说,“咱们现在非常伤感,到现在都有人认为礼就是磕头作揖。他们认为,这个礼怎么能治国呢,不就是磕头作揖吗?他没有好好读过这些东西。奥运会的时候张艺谋说,中国文化博大精深,随便舀一勺都是精华。哪有这种文化?我看打麻将就不是精华!‘随便舀一勺都是精华’,表面上看起来吹捧中国文化,说到天上去了,但全是精华就没有精华嘛,对不对?这个话从逻辑上都讲不通,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核心,还有些边缘的甚至要被淘汰的东西。”



现在人没有敬意了,所以怕麻烦

        谈起学界前辈的礼仪表现时,彭林咨嗟不已。

        有一次,他去民进中央讲课,秘书长告诉他关于民进中央老前辈的故事:雷洁琼是老一辈的民进中央主席,他们的院楼是口字型,有时开会期间休息,老太太就回自己房间,她一开门,看到有人正要过来,会马上退到一边,等他们过去之后自己再在后面走。彭林说,“这是非常尊重人家。咱们现在,不愿意尊重任何人,但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要尊重我。哪来的事情你说?”

       在北师大读研究生后,彭林经常听到许多有关北师大老前辈启功的佳话,“启功先生去世以后,很多人写文章回忆,他‘文革’时落难,有一个住在附近的人经常上他家里去看他,每次到饭点了,那个人就赶紧告辞,启功先生就抢先出来,站在门口跟客人鞠躬送行。人呐,学问越大,越知道要低调,要谦卑,这里面有哲学:满招损,谦受益。”

       到清华大学任教后,关于清华老前辈的故事,也让他内心触动,他经常与人讲起陈寅恪的这个故事:有学生到陈寅恪家做客,刚好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也在,陈三立表示要见一见这些学生,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如何安排座位的问题,陈寅恪的处理是这样的,父亲坐中间,学生坐两边,自己则站在父亲旁边。彭林说,“这叫侍立。如果他跟爸爸平起平坐,那是当兄弟了。在这种场合里,学生是客人,尊重客人是待客之道,所以学生都坐着。自己不管学问多大、地位多高,在父亲面前永远是儿子(所以站着)。”

       彭林告诉我,梁启超当年在清华教过的学生,前些年都还健在,他们在开会的时候,只要提到梁启超,都会站起来说“当年任公先生教导我说”,语气恭敬,绝不直呼“梁启超”,因为在传统礼仪中,后辈直呼前辈之名是不敬,“安徽人民出版社要出一套《陈垣全集》,书名没有办法,只能叫陈垣,那个书要请启功先生题名,启功先生就说:我哪敢写陈垣这两个字啊,那是我老师啊,我怎么敢那样说?后来就在里面写陈援庵(陈垣的字),写受业启功敬署。这叫规矩。”

       对比当下一些学者的表现,彭林显得枨触,“我们现在的人没有规矩,没大没小。那帮年轻人开学术会,(直接说)梁启超啊、陈寅恪啊怎么怎么。这个东西变坏了。”

       我问:“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:‘儒者以六艺为法,六艺经传以千万数,累世不能通其学,当年不能究其礼,故曰:博而寡要,劳而少功。’今天谈礼学,应该如何避免这个问题?”

       彭林说,“要有一些非常出色的学者,他真正对这种书下过功夫,发掘里面的精华,然后能有一种非常简明的读本提供给社会。其实古人做过很多这个东西,像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,也是把史书里面甚至自然科学知识,都糅在一起给你。《朱子家礼》,我考证出不是朱熹做的,它也是把《仪礼》简化,便于普及。现在我在搞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:《仪礼》复原。《仪礼》太难读了,我把它的核心元素找出来复原,十七篇都要做出来,可以日常使用。”

        我问他说,“在你讲授古代礼仪的过程中,有人说这些是繁文缛节吗?”

       彭林说:“有的。这个问题有人跟朱熹提过。朱熹说,书上看起来这么多,其实在生活里面就是两三分钟的事情。(大意)其实古人不会有什么繁文缛节的,书上拐来拐去的,你看不懂看注,看注看不懂看疏,就会觉得很复杂。现在什么东西就快餐嘛,快就是没有内涵。古时候请客人来给自己孩子加冠礼,主人在门口要等着,客人进门之前要给人家行礼,进去以后要各走各的道路,还要行礼,走到台阶面前还要你先。古人觉得每个地方都要把内心的敬意充分地表达出来。现在的人没有敬意了,所以怕麻烦。”


载《南方人物周刊》总第464期,第58-61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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